若要我指出生命中哪一事件最能彰显天意的安排，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1854年冬天将我引向圣托马斯岛的那一事件，或者说那一系列事件。当我离开家门时，除了稍作休憩之外，我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前往海地，亲眼目睹那些在奴隶制下出生并成长的非洲人，在自治的道路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彼时，美国公众对这一问题意见纷纭，作为一名记者和爱国者，我对这一议题尤为关注。我并未计划前往更远的地方，对圣托马斯岛及其居民也毫无兴趣。然而，命运却以一连串事件将我带到了那里,对这些事件的每一个我原本都宁愿避开。而最终，正是这些看似偶然的际遇，使我得以顺利返回美国，避免了无休止的耽搁。这一切，无疑彰显了天意的巧妙安排。
太子港是我在海地期间的总部所在地，由于黄热病和其他恶性传染病的肆虐，这座城市显得异常萧条。在我停留的四五周时间里，港口的大多数船只因缺乏水手而无法启航。将我带到海地的那艘船上的所有船员，除了两人之外，都在我抵达后的短短四天内不幸去世，埋入墓地。因此，当我准备返回时，不得不前往圣托马斯岛，希望在那里搭乘前往纽约的轮船，这为我的行程增添了极大的不便。然而，当我抵达圣托马斯岛时，却得知唯一一艘往返纽约的轮船在最近一次回程中发生事故，现正停靠在纽约的船坞进行维修——至少这是代理商提供的信息。至于需要维修多久，圣托马斯岛上的任何人都无法确切回答。
后来，我有理由怀疑，即使那艘轮船确实发生了事故，其严重程度也被夸大了，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暂时撤出这条无利可图的航线。圣托马斯岛此时的卫生状况甚至比海地还要糟糕。就在我抵达的前几天，一艘驶往南美某个港口的法国移民船在那里遇险，被迫在圣托马斯岛卸货。岛上的黑人劳工被雇来完成这项工作，为了额外的报酬，他们在烈日下忍受着过度的疲劳和曝晒。白天过度劳累后，他们却没有意识到需要保护自己，仍然像往常一样直接躺在门垫上睡觉，大多数情况下既没有遮盖，甚至连遮蔽的屋顶都没有。
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感冒，因为午夜的气温比正午低了40到50华氏度。次日，岛上便爆发了极为凶猛的霍乱。在那艘遇险船只抵达后一个月内，岛上十分之一的人口便进了坟墓。这种情况必然延长了我的滞留时间，因为我本来希望搭乘港内的船只前往哈瓦那或其他与纽约有蒸汽轮船联结的西班牙港口，但这些船只由于最后从霍乱疫区启航，肯定会受到严格而漫长的检疫隔离，而无法获得前往任何西班牙岛屿的航运许可。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住进岛上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是一位克里奥尔西班牙人开的，他以前曾在圣多明各城经营过类似的生意，不得不在这里等待命运之轮缓慢转动。旅馆并不算差，我是唯一在此入住的客人——尽管有一些当地居民在这里用餐。另一位住客是名叫克耶鲁夫（Kjerulff）的丹麦律师，他在圣托马斯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也像我一样，暂时住在旅馆里，等待机会前往美国……
我们很自然地建立了一种因靠近而产生的熟悉感，而当他发现我们面临一些共同的困难并有着相同的目的地时，这种关系迅速加深。在我滞留岛上第二周的一个早晨，克耶鲁夫先生和我碰巧都坐在宽敞但当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除了我们两人，餐厅里没有其他人。他坐在一端，我坐在另一端，两人手中都拿着书。我当时正在读《圣经》。